植入的人工生物瓣膜，在使用10-15年后，不可避免地逐渐出现人工生物瓣膜失功能情况（结构性瓣膜退化SVD），人工瓣膜严重失功能将导致心衰、而不得不再次手术，以替换损坏的生物瓣膜。再次进行瓣膜手术的难度、风险都要远高于初次手术。来自澳门的七旬老人李女士就因为多年前植入的生物瓣膜失功能而面临再次心脏手术的问题。受多种因素制约，她无法在当地进行手术治疗。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健康湾区”的构建，也得益于澳门卫生局和暨南大学长期在心血管病外科治疗方面的深度合作，李女士顺利被送往广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并顺利康复出院。

澳门居民李女士，在十多年前曾接受过心脏瓣膜手术（主动脉瓣与二尖瓣的生物瓣膜替换手术）。然而，近期她的身体状况频频报警，各种检查指标均显示出不容乐观的趋势。在亲人的鼓励和澳门卫生局的积极协助下，她被顺利转诊至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心脏血管外科，成功完成了对衰变生物瓣膜的置换，最终康复出院。

入院第三天，患者因急速心衰转入ICU

澳门居民李女士，在十多年前曾接受过心脏瓣膜手术（主动脉瓣与二尖瓣的生物瓣膜替换手术）。然而，近期她的身体状况频频报警，各种检查指标均显示出不容乐观的趋势。在亲人的鼓励和澳门卫生局的积极协助下，她被顺利转诊至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心脏血管外科。

李女士的病情极为危重，心衰症状显著。初入心脏血管外科病房时，暨南大学护理学院院长、医院副院长、心外科专家张晓慎主任医师领衔的专家团队，为其制定了详尽的诊治方案，计划先通过药物治疗控制心衰症状，调整李女士的身体状态，再择期进行手术。然而，由于病情发展迅速，入院仅三天，李女士便因心衰迅速加剧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呼吸机辅助呼吸。专家组评估病情，确认心衰系由人工生物瓣膜瓣叶突发大面积撕裂引发，必须尽快置换掉损坏的瓣膜，否则随时会因严重心衰危及生命。因此，专家组决定连夜进行急诊手术。

手术当日，由心外科刘菁主任医师担任主要术者，医院副书记、麻醉科专家王昊主任医师领衔的麻醉团队负责手术麻醉和术中监护。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手术按步就班进行。由于李女士是二次心脏瓣膜手术，开胸后发现胸腔粘连严重。刘菁沉着冷静，细致地分离粘连组织，顺利拆除了原有的人工瓣膜，并为她换上了新的人工生物瓣膜。

据介绍，李女士的再次心脏瓣膜手术面临诸多挑战。除了原有手术区域广泛的组织粘连导致手术区域暴露困难外，拆掉原有的生物瓣膜后，能够固定生物瓣膜的组织少、而且质地更加脆弱。加之组织钙化，使得缝合时进针变得异常困难。在替换主动脉瓣膜时，团队创新性地使用了最新型的免缝合人工生物瓣膜，不仅使手术操作更为顺畅，还有效缩短了体外循环时间。对于李女士的病情而言，减少体外循环时间对她的整体救治至关重要。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手术顺利完成，李女士随后被转入心脏血管外科重症监护室。在医护人员的积极鼓励与家人的悉心照顾下，李女士逐渐康复，最终顺利出院。

人工生物瓣膜使用年限10-15年

失去功能前要重新置换

心脏异体植入物——人工生物瓣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由结缔组织钙化引发的瓣叶撕裂、腱索断裂及纤维化现象，最终导致瓣膜的退行性变化和功能障碍，表现为狭窄或关闭不全。通常情况下，人工生物瓣膜在人体内可使用10至15年，之后使用者可能会逐渐出现瓣膜功能失效的问题。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瓣膜形态学的衰退，但此时尚无明显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接着是中度血流动力学瓣膜衰退；最后是严重血流动力学瓣膜衰退。

张晓慎表示，李女士在术前已经发展到了第3阶段的中晚期，幸运的是，她及时接受了手术，更换了损坏的瓣膜，最终化险为夷，顺利康复并出院。他建议，植入人工生物瓣膜的患者应长期接受门诊随诊观察。一旦发现瓣膜出现形态学衰退的迹象，就应高度警惕。一旦开始出现临床症状，应在症状恶化之前积极评估并考虑再次手术的时机。

“在大湾区医疗融合的背景下，暨大附一院和澳门地区进行了多方位的医疗合作，包括人才、技术的交流，医疗培训，联合手术以及病人的双向转诊等系列的措施，让两地居民能够共享大湾区的优质医疗资源。”目前，暨大附一院心外科专家团队会和澳门同道共同会诊患者，根据不同的病情，让患者在最合适的医院以及医疗团队进行手术，既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也充分考虑病患及家属的就医体验。同时双方医护充分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希望形成一个高效、安全、医疗效果优异的穗-澳心血管外科联合诊治机制，为今后的医疗合作积累宝贵经验。

采写：南都记者 王道斌 通讯员 李小辉 张灿城